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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29日,即92年前的今天,“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她贫穷却热爱阅读的父母以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给自己的长女取了名字——奥莉娅娜。

当法拉奇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佛罗伦萨在飞机的轰炸下早已面目全非。她的父亲因为病重,几乎整日待在床上,家境也愈发窘困。来探望父亲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加入法西斯党,这样可以帮他谋得一些生计。

“我看着在床上的爸爸,他已经烧得很严重了。他边咳嗽边说:‘不,永远都不可能。’”在家中,所有的人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有一天,甚至连老安东尼奥也被逮捕了。“那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八岁了,他总是在街上和法西斯分子吵架。那天他喊道:‘墨索里尼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这样,他们逮捕了他,把他带到了法西斯审判处,将他关进了储藏室,准备审判他。奶奶去为爷爷辩护,但是没多久,他们也把她逮捕了。”

她考上了医学院,然而她的父母没有足够的钱来负担她的学业。她需要找到一份工作,而对于她来说,工作就意味着去做一名记者——这份职业象征着自由和话语权,而这两者正是她的家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为之奋斗的理想。

“有一天,我找到一份报纸,报纸上写的和我在学校里听到的有所不同。报纸上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两个杀手。我拿着报纸找到爸爸,问道:‘这是什么?’他回答道:‘这是一份说真话的报纸。’然后我问道:‘就是因为这个,所以禁止在报刊亭售卖吗?’爸爸回道:‘是的,就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如此震惊,如此愤慨,我大吼(后来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总有一天,我也要写讲真话的报道,并且还要让它们能够在报亭出售。’”

对于所有的同事来说,她只是一个“小女孩”。专栏组的组长故意愚弄她,并以此为乐;在法庭报道猥亵案时法官让门卫将她扔出门外。她早已明白,要想在这份由男人主导的职业中出人头地,就必须向大家展示出她更为出色的一面。她知道如何做好一个小女孩,但也很明确她想得到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感觉自己很孤单,就像是一条杂种狗一样。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像一条杂种狗一样去保护自己,去进攻,最终变成了那个被白宫接见的黑人。我也在意大利引领了女性从事记者职业的潮流。”

时间来到20世纪5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罗马,意大利电影业的繁荣时期即将到来。奥莉娅娜正为《欧洲人》撰写关于演出和上流社会的报道。她依旧梦想着能够写政治报道——这也是她唯一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她懂得如何举止优雅,落落大方,也明白很多时候,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机遇。她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好奇,敢拼敢闯,甚至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对于记者这份工作,我倾尽所有。”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在记者行业,我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我充满好奇心,渴望能够见识到整个世界,感谢记者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我在一个妇女受到压迫和被不公正对待的年代中长大,通过记者这个行业,我证明了自己能够像男人那样去生活。”

1957年,她说服了报社,让自己在好莱坞待上一段时间。在好莱坞,奥莉娅娜体会到记者的力量正在逐渐变得强大。记者们窥视着明星们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将一切公之于众。因此,明星们十分惧怕记者,对他们也恭恭敬敬。她还争取到和赫达·霍珀进行一次会谈的机会,并且记下了她给自己的建议:“不要顾及全部人的感受。去说所有人的坏话吧,当别人说你是一个阴险的人时,你要以此为荣。”

法兰克·辛纳屈多年前曾经以不友好的方式拒绝了奥莉娅娜的采访,而奥莉娅娜也发誓再也不采访这个男人。在好莱坞的一个夜晚,她在电影开始放映前发现了他:“我看着银幕,假装没有看到他。然而,法兰克·辛纳屈的记性真的十分好。灯光熄灭不久,有人用指头碰了我手臂一下,我回过头,看到他爽朗的笑容,他对我说:‘嗨,还在生气吗?’好吧,你的笑容足够麻醉一条蛇了,更不用说我只是一个女人。”

她决定去看一下她这个时代的新英雄——那些正在为了比苏联人更早到达月球而努力的美国宇航员们——是什么样的。还是像往常一样,她为采访精心地准备一切,采访了很多著名的作家,读了很多关于太空计划的书籍,看了一大堆NASA的影片。她想看遍所有的一切,见到所有的人,进入所有获许进入的地方。为了体会火箭到底有多高,她让人把自己带到了火箭顶端。她也要求穿上宇航服。

她同宇航员们居住了近一年的时间,由此诞生了很多报道,以及一本书——《假如太阳陨落》。奥莉娅娜被邀请到电视节目接受采访。面对摄像机,她毫不胆怯地讲述着:“首先,他们是一群热爱学习的人,十分地热爱学习。他们白天学习,晚上也是,在家里和训练的时候也同样在学习。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工程师,毕业于航空工程专业。他们学习地质学、化学、数学、物理、生物。他们不仅需要学习,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在沙漠中,在热带丛林中,他们就像被判决要进行强制劳动的犯人一样,有严格的时间安排。”

1967年法拉奇主动请缨,要求去越南,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涯。在越南战场上,她看上去像一个孩子一样娇小、容易受伤,她的背包上写着说明,告诉人们如果她阵亡,将她的遗体运交意大利使馆。

在前线的时候,她自己背着背包,如果有人要帮助她,她就会感到十分生气。这是我的东西,我自己拿着就行了——她回击道。她将自己看成其他男人中的一个,像是在游击队员之中那样,也像是在宇航员之中一样。“就算是在战争中,在前线,我也会和士兵们睡觉的吊床相互倚靠着,在树林里,我们就在地上一块睡觉。我可能是这一百或者两百男人中唯一的女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感觉到我是一名女性。事实上,当他们在对着你开枪的时候,你什么都会考虑,就是不会想到性别。”

那些年,所有耀眼的政治人物都在她的录音机面前待过。在同国际政治领导人物见面的时候,她娴熟地运用采访技巧,包括她从好莱坞时期开始积累的多年的经验。《风云人物采访记》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也成为美国新闻类学校学习研究的重要读物。

成为闻名世界的专栏记者后,她终于能够发明一种新的方式来谈论政治。但这种方式同时也是无礼的、直接的,充满个人特点的。“我曾经徒劳地说:‘政治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作。人们从来都不读政治类文章,因为它们太无聊。但是其实政治并不无聊,反而十分有趣,甚至十分滑稽可笑。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无聊的方式来写这些有趣的政治?’”

“9·11”事件发生后,奥莉娅娜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了一篇报道,主题就是这次纽约的事件。她特别谴责了欧洲在面对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时所表现出来的怯懦。这产生了新的爆炸性效果。许多评论家在随后的几天内,陆陆续续地在意大利报纸上回击她。不久之后,这场争论的战场也转移到了海外的主流报刊上。这场争论占用了她大量的时间,为了查阅相关资料,佛罗伦萨她的书架上也堆满了新书。她带着类似病态的谨慎和细致去研究伊斯兰教和欧洲之间百年的渊源。

有人控诉她“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为了反击这个控诉,她只能重新开始她的采访。多年前,她曾经给一位国外同事写道:“做一名记者,对我来说,意味着做一个不听话的人;而做一个不听话的人,对我来说,又意味着站在了主流观点的对立面。要想站在其对立面,我就必须要讲述真相,因为真相往往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

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准备自己的后事上:她想要负责葬礼的人给她穿上指定的衣服,在她胸前别上一枚拿破仑时期的胸针。她特别地重复说,她想要在佛罗伦萨死去,在一间透过窗户能够看到布鲁内莱斯基大穹顶和乔托钟楼的房间里。她梦想着教堂的钟声能够为她送别。2006年9月14日晚,她在佛罗伦萨圣基娅拉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与世长辞。从房间的窗中,可以看到整座城市。当她的棺材被抬出这座建筑的时候,主教堂则敲响了节日般的钟声——为她送别。

“我从来都没有弄清楚死亡。我不理解那些一直说死亡是正常的,死亡是符合逻辑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因此我也会结束。我总是觉得死亡是不正确的,死亡是不符合逻辑的,从我们生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死亡。”

简介:奥莉娅娜·法拉奇是20世纪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也是著名作家,被誉为“20世纪采访女王”和“文化奇迹”。1929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记者生涯。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

作者获得法拉奇的外甥及唯一继承人的授权和支持,收集到许多法拉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并与很多熟悉法拉奇的人进行访谈,得以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讲述了法拉奇传奇的一生,重新塑造了这个极具现代性的女人的形象:勇往直前,崇尚自由,忠于自我,毫无禁忌。

简介:1968年,帕纳古里斯因暗杀希腊军政府领导人被捕入狱,1973年被特赦。两天后,享誉世界的“采访女王”法拉奇前往雅典对他进行采访,两人迅速坠入爱河。1976年5月1日,帕纳古里斯在一场神秘的车祸中丧生。为了纪念爱人,法拉奇隐居三年,专心写了《男人》一书。书名源于法拉奇第一次与帕纳古里斯会面时的一段对话:

“意味着要有勇气和尊严;意味着相信人性;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去战斗,并赢得胜利。差不多就是吉卜林在他的诗《如果》中所写的那样。你呢,你认为男人应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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